有关秦帝国诞生的基础，以及它的鼎盛和消亡，公认的说法是自商鞅变法后，处于战国时期的弱国——秦，逐渐从弱小走向强大，直到消灭其他六国，统一了中华大地。史书上还说，商鞅变法导致的一系列政治、经济乃至社会结构的改变。然而改变中内在的联系，却没有尽然。对于史书里刻板、僵硬、符号化的说教，我始终难以理解得透彻，所以读起那段历史也就不得其法，总觉得其中有些奥妙没有品透。待到自己的阅历和社会知识日渐丰厚，再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禁豁然开朗，才发现，原来如此——


日期：2009-01-25　22:31:26

　　一、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
　　公元前356年，也就是商鞅向秦孝公提出变法的3年后，他被任命为秦国的左庶长，正式主持了变法。此前3年时间里，秦国内部为了变法的事宜一直在争执，最终以传统贵族们的妥协——同意变法而告终。
　　所谓变法，就是对政治、经济制度进行改革，后世的政治、经济改革，也都选择了同样的字眼作为改革的专有政治术语。例如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，清末的戊戌变法等。
　　当时的秦国，在综合国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魏、韩六国（后称关东六国）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铁器和耕牛的广泛使用，令当时的农业生产出现了跨时代的技术革命，而经济制度和税收制度，却双双不能满足当时生产力的要求。典型的社会问题都集中在土地与税收上。譬如：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，隐瞒在私人手中，成为私有财产；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、互相劫夺、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。而当时的税法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改，把税源只锁定在旧的国有土地上，这使得新垦私田成为避税的天堂。因此，一些先知先觉的国家纷纷先后开始了经济制度和税制的改革。

　　在秦国变法之前，关东六国均已完成了改革，在新制度与新技术的双重推进下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，国库充实，导致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度提高。
　　秦国选择改革的时间比关东六国晚很多，用冠冕堂皇的说法，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，制度为生产力让路。但是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式，逼得秦国不得不改弦易辙。自战国时代始，各国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。那个时代并无和平发展的原则，强国对弱国的做法只有一个，武力吞并。应该说，秦孝公算是个智者，他感觉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，因此才选择了谋求变革的道路。商鞅的出现，是迎合了秦孝公的需要。

　　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，而且极端：农战。这两个字就概括了未来秦国的基本国策，也成了商鞅执政的政治诺言。
　　商鞅所提倡的“农战”政治路线其实很好理解，就是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战争机器，民众要做的只有耕种和战争。或者说，耕种也是为了战争这个核心目的所服务的。这点从他载入史册中的言论就可以清楚，他策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已经昭然若揭：“国之所以兴者，农战也”；“国待农战而安，主待农战而尊”。
　　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，商鞅的这番说辞打动了秦孝公，于是得到了由他来主导改革进程的权力。至于这个中原因，还需在后文中会有详细的剖析。这里，我们先看商鞅的具体改革措施。

日期：2009-01-25　22:32:39

　　商鞅的制度改革，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政策，在《史记》中记录的并不多，最为重要的部分只有两句话：为田开阡陌封疆，而赋税平。平斗桶权衡丈尺。
　　两句话中，后一句在学术研究中并无太大争议，是指统一度量衡。商鞅的初始本意是方便国家税收，有一个固定标准的尺度。客观上，则为经济交流活动提供了足够的便利条件。在正常经济交换行为中，这会降低交易成本，于经济角度而言，这是一项绝大的进步。
　　前一句，即对土地的政策上，学界是有所争议的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有两种观点，一种是认为商鞅将土地私有化，另一种观点是商鞅不仅没有将土地私有化，而是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。
　　说商鞅将土地私有化的依据，是《汉书•食货志》中董仲舒的一段言论，大意是，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时候，将土地使用权变成了私产，允许买卖，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富人的土地连成大片，而穷人没有立锥之地。
　　而在商鞅变法的同一时期，关东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。

　　但仅从经济常识角度来看，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。
　　土地一旦私有化，伴生的经济现象是土地商业化流转，即土地成为商品。土地交易合法化，对于一个经济结构健康，贫富差距不大的经济环境来说，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。当然，这要建立在合理的土地私有化制度的前提条件下。未来，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，可能会出现土地资源整合情况，但是不会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的现象。这种仅仅是依靠市场完成的土地资源整合，并不会影响到经济的秩序。

　　简单些说，某甲在经营自有土地中并不得法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，并不能维持继续经营，他可能就会选择将土地转让。土地受让方，肯定会想出合理的经营策略使新得到的土地生产效率提高，否则他也不能继续将土地经营下去。
　　由此可见，土地的整合原因，是因为效率问题，所以说，这样的土地整合会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，可以理解成良性整合。
　　然而在一个经济结构严重失衡，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环境下，土地私有化，则为土地大规模兼并大开便利之门。尤其在一个特权横行，权力肆意寻租的环境下，这个时候的土地私有化将不再遵循市场原则和效率至上的原则，而是成为富有者（往往是权力的掌控者及与其相关的利益团体）瓜分弱势群体财产的盛宴。因为在这个缺乏正常机制的社会里，土地，作为生产资源的价值会被权力等外界因素严重扭曲，从而使贫穷者（无权者，通常指小农和庶民）无法以正常的手段保住自己的土地。

　　对于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的土地获得者来说，土地的生产效率高与低，并不会影响到他未来的经营资格，于是主动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的动因就丧失了。这样的土地兼并不会为经济发展带来任何促进效应，因此说这是不打折扣的恶性整合。
　　这种恶性整合引发马太效应告诉我们，贫者越贫而富者越富的局面只会越演越烈，从而导致贫者既无生产能力又无消费能力，最终导致经济萧条。
　　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及自我调节功能，是建立在公平的环境，而且是严格遵循社会契约精神，才可以履行相应的责任权利，任何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特殊权力，都会打破市场秩序的平衡，从而使市场功能失灵。
　　战国时期的政治环境，显然不具备促成一个健全的市场的客观条件。当时也没有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，但凭借此就认定那个时候无人对政治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，显然是有失公允的。甚至说，在那个年代出现的许多朴素的理论至今仍然不过时，丝毫不比今天那些眼花缭乱的理论逊色。

日期：2009-01-26　01:20:43

　　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知，商鞅变法前，秦国积弱已久，而变法后几年，秦国竟然一跃跻身至强国之列。联系到变法前土地类私有制（贵族非法占用国有生产资料）而导致经济发展不振，若说将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，显然是逻辑不通的。
　　况且除了《汉书》中记载的董仲舒言论外，再无别的资料可以证明，当时秦国采用的土地政策是私有制。反倒是《云梦秦简》和《青川秦牍》中的记录可以佐证，商鞅变法时，秦国的土地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国有制。因为在其中记录了当时种种商品的市场价格，却单单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——土地。对于土地私有制来说，这显然不够合理。而授田，也只能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才能完成。